廖泊宁：《文言传》一篇中解释“元亨利贞”

廖泊宁：《文言传》一篇中解释“元亨利贞”

摘 要：《易传》是指从战国以来系统地解释《易经》的十篇著作的总称，其中的《文言传》是解释乾坤两卦的。而《文言传》的成书，据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引庄氏言：“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是为了更加有文采地表述乾坤二卦的意义。只解乾坤二卦，则是因为乾卦和坤卦相对于其他卦，处于极重要的位置，即“德大”。《文言传》作为儒家的释经之作，就要伸张其中的道从而实现儒家的理想。可见，《文言传》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文与道相统一的风格，而之后的《文心雕龙》中则借此更加清楚地阐明了文与道的关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

关键词：《文言传》;《文心雕龙》;文;道

作者简介：廖泊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03

一、《文言传》的“文”

相传，是孔子创作了《易传》“十翼”周易象传作者，尽管其中某些篇目是否为其所作仍旧存在疑问。就本文所要讨论的《文言传》一篇中解释“元亨利贞”的言语，就是袭用了《春秋左传·襄公九年》中穆姜对随卦卦辞的解释。可见《文言传》是否为孔子所作也是疑问的，但是其中的包含的儒家思想是不言而喻的。《左传》作为一部阐释儒家六经之一《春秋》的史书，其中也主要阐发了儒家的思想。先秦古籍的作者多无确证，但是一个学派内的思想却是大同小异的，因此作品之间就有了共同的书写方法和特点。因此，为了表达儒家思想，《文言传》作为一篇说理散文，其中运用了语录体的体式和比喻、举例和对比等论证方法来表达儒家的思想内涵。

（一）语录体

为人所熟知的《论语》是语录体的代表性著作，因为语录体是弟子对于孔子言论的记载或者回忆，因此也就难免会掺杂进弟子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及看法，而弟子生活在孔子之后进行整理，也会引用其他同时代或者较后时代的书籍，因此在《文言传》中出现了袭用《左传》的语句也就不足为奇了。

典型的语录体的形式便是孔子及其弟子进行谈话，有时也只记载了孔子的话语，而没有具体的语境支持，言简意赅。因为记载的是孔子的话，孔子的话又是说与弟子的，因此语录体的文辞简单，却又内涵丰富，微言大义，从而表达孔子丰富的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之一——“有教无类”，就是强调不论贵贱、贫富等社会地位的差距，都能享受到教育，因此也就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语录体的体式就正好契合了这种思想，因为范围扩大了的教育对象之中不免有一些以前很少接受到教育的人，采用语录体的形式，用简短的生活话语从而能使他们也能接触到儒家所阐发的思想。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上述是《文言传》中一段对于乾卦初九爻辞的解释，以这一段为例，从而可以探索语录体的具体功能。

问题的提出——“‘潜龙勿用，何谓也？”，其实就是在引导接受者不断思考，通过这样的发问，使接受者在阅读中首先对于《文言传》所解释的乾卦的基本文章进行熟悉和了解。然后以常见的语录体字样“子曰”开头引出孔子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在接受者的不断重复和背诵中，也就在不断地强化着教育者孔子的形象，通过孔子的言行从而构造出孔子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孔子事事言及“君子”，从而，孔子也就与自己所表达的“君子”形象联系在一起。

（二）论证手法

为了达到这种表达效果，《文言传》不仅采用了语录体的体式，它还利用一些常见的论证手法来使接受者更清晰地掌握其中的思想内涵。比喻论证使“君子”的形象更加深刻，对比论证能够更加鲜明地表现天道、地道、人道（君子之道）的关系。而举例论证，更是在《文言传》中处处可见以“君子”为例的佐证，在后文中还会具体说明“君子”这样的理想人格。道理论证则是《文言传》作为说理散文的逻辑严密性的表现，不论是就《易经》乾坤两卦阐明自己的观点，还是在说理之时具体引用《易经》的原文都是为了推理演绎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即儒家的“道”。下面笔者就比喻论证和对比论证进行更具体的分析。

（1）比喻论证

九二曰：“见龙在田廖泊宁：《文言传》一篇中解释“元亨利贞”，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上述是《文言传》中对乾卦九二爻辞的解释。“龙德而正中者也。”将君子比喻成龙，是和龙一样有德行，行事正义端正的人。“龙”在中国古代作为祥瑞、正义的象征意象，将“君子”比作“龙”，其实就深化了“君子”的完美形象，“君子”成为了正义、有德的人的代称。在《文言传》中不只对于乾卦的九二爻辞，对《文言传》中每一处有“龙”出现的地方，都将“君子”比作了“龙”。

《说文解字》中对于“龙”的解释是“鳞虫之长。能幽周易象传作者，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是一种神秘莫测，极具变化性的动物。“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则是龙能够顺应时机做出改变，这也与乾卦中的一些爻辞不谋而合——“或跃在渊”、“龙飞在天”。这是客观性的对龙的解释。儒家在解释“龙”的时候，将龙作为了喻体，“君子”却成为了本体，龙的习性也就成为了“君子”行事的特点。君子也是懂得时机，相机而行的人。这就是二者的相似性为二者的比喻关系提供了可能。

（2）对比论证

《乾文言》和《坤文言》在内容上分别讲述了天道与地道，二者形成了对比关系：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與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第一句摘录自《乾文言》，从初九到用九的爻辞的发展，表现了阳气的变化过程，而阳气的变化则象征着天道的运行。《彖传》中提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则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乾是“统天”的法则。第二句摘录自《坤文言》，尤其是“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则表明了天道与地道的关系，地道承顺天道，顺遂天道的时机而运行下去。而天道与地道又不是纯粹的顺服与被顺服的关系，在《坤文言》中对于上六爻辞的解释提到了阴阳之气是相互混杂的，正是这样的盛极而衰的转化关系，阴阳之气才能够平衡，从而生化万物。天道与地道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对比论证中逐渐明晰。天道和地道是人所要遵循的第一法则，因此才有《文言传》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根据《彖传》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可见，万物都是顺承着天道的，地道也是如此，而大地又承载着万物，因此能够“德合无疆”。顺承天道成为了德性的首要准则，因此只有達到了天地人三者的统一，才能真正理解“德”的涵义。

对比论证不仅包含着对比，还有一种是类比。首先，《文言传》中将“君子”、“大人”、“圣人”进行类比，这些都是坚守了乾坤两卦的人，从而能够与天地相合，实践德行。其次，在《坤文言》的行文中，坤作为阴柔顺服之道，是处于较低位置的周易象传作者，因此将“地道”、“妻道”、“臣道”并列，从而，说明了在社会关系中，妻子与臣子是要分别顺服夫君和主君的。这样的类比使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化繁为简，从而使儒家所阐发的“天道”、“地道”作为了一种根本性的准则，万物都是适用的，这样就使其教化的深度加深，范围变广，更便于接受者接受。

二、《文言传》的“道”

尽管《文言传》的作者是否为孔子仍存有疑问，但是其中却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因此，笔者仍旧通过孔子为切入点来说明其中所包含的“道”。通过对于孔子《论语》的总结，笔者认为孔子对于文学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三句话上：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第一句则是强调文章的风格质朴和文饰相结合，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语言层面，即文学作品的“文”。第二句“思无邪”是对《诗经》中《诗经·鲁颂·駉》的引用，原本是无边无际的意思，而在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将“思”理解为“思想”，而不是原来的语气词，因此就变成了思想纯正的意思。孔子总结了《诗经》的特点是思想纯正，而孔子又是推崇并将《诗经》视作圭臬的，因此孔子于文学上的主张也应要“思无邪”，强调的是文学意蕴层，即文学作品中的“道”。第三句是孔子对于《诗经》作用的论述，他强调了《诗经》可以“兴”、“观”、“群”、“怨”，也就说诗可以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用来观察世情百态、结交朋友以及进行怨刺，包含了文学评论中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的四个方面，强调的是文学评论的角度。上述的这些都在《文言传》中有所体现。

文学语言层上，前面的语录体和比喻、对比等论述方法都已有所涉及。而对于文学评论的四个角度，由于《文言传》是对《易经》乾坤两卦的解释，因此主要在“作品”本身的层面加以论述，然后结合了作者的儒家背景，目的就是为了教化读者。对于文学意蕴层，不仅仅是《文言传》，整个《易传》都通过刻画一个“君子”的典型形象，从而追求像“君子”一样的理想人格。

首先，“君子”要有四德，即“元、亨、利、贞”。《文言传》中将“元”释为大善，“亨”释为美德的会聚，“利”释为义礼的和谐，“贞”释为事情的根本。也就是君子要有大善，这是一个做人的根本，不仅君子，每一个人都要具备，因此《坤文言》中才会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做到了大善，就做到了修身、齐家的阶段。然后还要兼备各种美德，做到与身外事物礼义和谐，还要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看清事物的根本。这些都与治国、平天下有关，处理好与周边人物的关系，尊礼重道、明辨是非这样才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归根究底，就是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追求与“天道”、“地道”的和谐统一，顺遂天道从而实现“四德”。

其次，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也要注意应时而动、因地制宜，在不同的环境和时机下懂得如何处事，当阳气潜藏，作用于社会中，即为乱世的时候，“君子”就要学会坚守自己的秉性，“不易乎世”，不与外界同流合污，虽然这样，但也要乐在其中廖泊宁：《文言传》一篇中解释“元亨利贞”，安贫乐道，不断修养自身，这样才是“潜龙”。在阳气滋长的过程中，就要像“见龙在田”一样学会表现自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样才能为君所用，有所作为;同时，“君子”也要“终日乾乾”，行事谨慎，尽管有所成就但是不骄不躁。当阳气最盛，“飞龙在天”，也就是“君子”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更要谨小慎微，警惕后来的“亢龙有悔”。这也正是坤卦爻辞中所展现的顺服之道的体现，要学会“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尽管不受重用，但是坦坦荡荡，为人正直，为人所敬;即使身处高位也有做到娴静自然，才能德行方正。这是“君子”在一个事情发生始末的行事过程。

除此之外，身处在社会中的“君子”，也会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因此就要根据自己具体的社会地位采用不同的行事之道。身为“大人”，就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样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身为“臣下”就要遵守“地道”，即“臣道”，学会顺服君主，但也要学会直言进谏。

三、《文心雕龙》中的“文”与“道”

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提到了的《文言传》是这样的：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

这里在具体的文章中讨论了“文”与“笔”的关系，由于“文”的意思多样，在这里的“文”，正如上句所提到的，是“有韵”的文章，而“笔”是“无韵”的文章。之所以会举到《文言传》的例子就是要来驳回颜延年的观点，《文言传》就是这样有文采的文章的，从而证明了经典是有文采的。可见《文言传》是有文采的经书，它的文章的写作手法是多样而精巧的，侧面表现了《文言传》语言的优美。

而《文心雕龙》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其中的第一篇《文心雕龙·原道》明确地分析了“文”与“道”的关系。其中提到的《文言传》是这样的：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人文之元”的来源是从《易》的爻象开始的。庖牺是最初制作八卦来表现“人文之元”的人，而孔子则是写作“十翼”来解释它。并且为了乾坤两卦（这两卦相对于其他卦，更能体现“人文之元”的内在品质），孔子还专门写了《文言传》。这样的图画和书写的源泉就是“天地之心”，也就是“人文之元”。这里就表现了“文”与“道”的關系是“道”是“文”的内在思想源泉，“文”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由于乾坤两卦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因此，其外在表现形式也会相应地增加，从而能够更加清楚地表达其中的思想，《文言传》就是这样产生的。可见，正是由于“道”的内在丰富性才产生了“文”的外在展现的丰富性。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见《文言传》的写作是和这样的“文”与“道”的模式相谋和的。《文言传》作为最早的有文采的并能够“载道”的文章之一，在《文心雕龙》中以典范的形式出现，“文”与“道”的良好结合才成就了《文言传》的艺术审美价值。在《文心雕龙》中将这种“文”与“道”的关系更加规范化，从而有利于“文以载道”在后世的逐步发展，《朱子语类》中提到的“‘文所以载道，一章之大意。”就是对这种“文”与“道”关系的简要概括和发展。

四、结语

《文言传》通过语录体的体式和比喻、对比、举例等论证手法达到了在“文”方面的逻辑严密性与语言优美性。其塑造的“君子”形象则是通过对君子的四德、相机行动和社会处事方面的描绘，从而达到了对于“君子”这一理想人格的追求。《文言传》将“文”与“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最早的“文以载道”的表达，为后来的《文心雕龙》中“文”与“道”的关系的总结和发展提供了中国历史早先时期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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