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性质第三王阳明对易的法,你知道吗?
周易性质第三王阳明对易的法,你知道吗?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质
第三讲: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法
第四节:明清时期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法。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理”,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如何由“心”到“良知”、“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即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建构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邪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而王阳明对易的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周易性质第三王阳明对易的法,你知道吗?,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有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的一种调侃的那种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同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之行为了。在王阳明的心里卜筮问吉凶(算卦),同做学问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观与方*论。在他们心里,鬼神,道,人世是一体的,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地带。王阳明的思想里已然是“人和一”神学观方法思维。王阳明把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在西汉之前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性与睿智,体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难道王阳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阳明能有如茨认识,可想“阳明学”的理论了。朱子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阳明这里把两者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子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来看,王阳明的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法是颠倒黑白周易古筮考,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人同构”、“人感应”、“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
后封建社会里一些“义理”之,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体的独立精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出这么“有哲理”的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继承发挥朱熹的易学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认知,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数学释周易,终于又回归到“象数易学”上去了。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可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那么,清朝里对周易的性质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
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也写了传世的易学着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
周易内传是注释周易与易传。其它易学着作是对周易和易传所做的研究。古饶“易学”着作不能与今饶注释和研究上的那种明确分类。古人所谓注释中有论述,而论述中又有注释。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在注释周易,被认为属于传统上所谓的“义理”来解释的。
实际王夫之注释今本周易,已然是以“象数”释之。只是以“象数”学释解今本周易而阐发出一番“道理”。
如对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解释: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过揲之策三十六周易古筮考,以四为一则九也。于象则一,而函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阳,清虚浩大,有形无形皆彻焉,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阴,聚而吝于用,则虽重浊,而中因虚以受阳之施,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后言象数;‘初’为位所自定……
伏而不见之谓“潜”,“龙”阳升而出,阳降而蜇,绝地而游,乘气而变,纯阳之物也。乾,纯阳,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龙德始就,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六爻相得以成象,虽在一爻,全体已具,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彖也。易参三才而两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位;其常也。而易之为道,无有故常,不可为典要,唯乾,坤为地之定位,故分六爻为三才。初在地之下,龙之蛰乎地中者也,故曰‘潜龙’。‘勿’者,戒止辞。‘勿用’,为占者言也。龙这为道,潜则固不用矣,无待上也。占者因其时,循其道,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
这王夫之能从一个“初九”和后面的四个字“潜龙勿用”,却演义出六百多字的“解释”来。那么倒底让后人明白这几个字什么意思么?没人能得清楚。这王夫之是在讲象数义理呢?还是在讲象数占筮呢?已难分难解了。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做学问,做进了死胡同。
王夫之所谓注释周易,完全是照前饶“象数易学”而想象发挥之。重其“象数”,而轻视文辞,必然走进释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对这“初九”,本不是内容而当成重要的内容,长道短,对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对普及学问来,大众如何能看懂这种注释呢?难怪没有人不认为周易之神秘与深奥。到封建帝王社会后期,对周易的注释越繁,让人读那些周易注释文章,就头痛。这是在“注释”周易吗?对周易里的每一句话,王夫之“注释”长则几百上千字,短则几十字的法,但又能明了什么呢?看那些法,似云里雾里,像是“神话”,像是痴人梦语。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法来看,充分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义理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道德文章)观吗????
清代“易学”突出的是汉“象数“易学,汉虞翻“易学“受到清“易学“研究的重视。虞易学是以象数解易,在以“象数”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种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发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学“名家张惠言作周易虞氏义,用虞氏取象来解易。在复古“象数“学而解易的还有焦循等。
清人皮锡瑞的经学通论里有此:“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术数’,不欲以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停或得易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以论辩。今辩之已晰周易古筮考,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辩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征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通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皮锡瑞的总结,虽然也认为“易又本卜筮之书”,但所认为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确实正确,但皮同样的个悖论。
而皮锡瑞提及的张惠言与焦循,实际是复兴后汉开始的象数义理释周易学,当然与谶纬之学是不相同的学。谶纬之学是偏重于阴阳灾异占验之学,而汉象数义理学是从象数上解释周易的义理。
张惠言以象数解易,是以虞翻象数易学基础。但虞氏取象释易,已感觉卦中的那些八卦取象不能满足解释周易,虞就发展了八卦取象。这被虞发展出的八卦取象,在易学上称为虞氏逸象。
张惠言在他的代表作周易虞氏义书中大量运用了虞氏逸象,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是一部疏解补注类的着作,以周易集解中有虞翻易注者全录,并对其中一些加以疏解。而周易集解中没有虞翻注解周易的,则根据虞翻解易的思路,加以补注,可想是以象数阐发周易之理。实乃是对所谓“易卦”里某一卦象,能出现几十种取象解释,哪里是在解释周易呢?
“象数易学”都是从周易里的一套符号系统派生出的卦学学,与周易已无干系了。
“象数易学”到清代复兴起来,代表人物是张惠言、惠栋和焦循。惠栋整理并注解虞氏易学,张惠言进一步加以充实。清朝汉象数易学复兴,是清初黄宗羲易学所开的先河。
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
在考辩易学上的代表人物是黄氏兄弟(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宗裟易学象数论六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那样:“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周易性质第三王阳明对易的法,你知道吗?,而附以所着原象为内容,皆象也。后三卷论太乙、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象学之讹。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泛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然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我们只要看一看黄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学”上来,皆是“八卦学”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牵“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
而毛奇龄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着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着一书,使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去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无论清朝时期复心汉象数“易学”,还是所谓的考辩“易学”,都无法离开“象数”而易理,但都不是周易里的义理。象数“易学”在清代是蔚然大观,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终于在复心汉象数“易学”与新心考辩“易学”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算卦)是越来越紧密了。
而尚秉和却主张“象”为学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汉易象数学的特点,使西汉象数易学“复明于世”。
尚认为学易必须寻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进入周易之门。他:“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所谓某卜之某卦莫明其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周易古筮考)
尚的周易古筮考一书是“上自春秋左传、国语,下迄明清传记所载,凡以辞象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为辑录,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则,一百一十卦,依类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词义,怪奇,深奥难知者,则推求本卦,章解句释,以俾学者,洞明筮辞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周易古筮考
“读易者欲明诸卦爻辞之含义,须先知卦爻辞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辞而吉,象吉也。辞而凶,象凶也。”(周易古筮卷首例)
尚秉和的以上诸,无疑是同春秋史巫一样是阉割周易政治哲学的刀斧手。
尚通过对象数的阐发和筮法的研究提出了解周易的新,推崇“未学易,先学筮”。尚的象数易学,对民国影响很大。其着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易筮卦验集存,洞林筮案等。尚完全是以一个筮术者的身份研究易学,并完全走向周易的反动,即将周易引向筮术之学的死胡同。???
杭辛斋是开西学解释易的先河,即把西方的种种学问,创新发现,认为是根源于易经,此对近代影响极大。
杭氏易学是传统象数易学的新枝,他反对一切离开象数而去讲论周易,这无疑是不明周易文本之演变,而受其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及系辞传的影响。
杭氏是在传统的象数易学里发展了象数易学。杭解易常以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各种新制度,新学,新发明作为“易象”之推广、比喻或相互参证。这与杭的生活时代与工作文化环境相关联。杭氏的“新象数”易学,只能对“象数”无限想像所开辟了空间,也为筮术上丰富取象比类以“启蒙”,但与揭示周易本义没有什么益处。
总之,清朝“易学”学之多,着作之丰,无法穷尽,但不外以上那些易家法,从象数义理终于再次与筮术紧密结合,不离不弃,一直影响到今。
无论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把神鬼横行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而“祛魅”出去。尤其是清朝后期与民国初期,思想一解放,迷信就泛滥。
我们对整个后封建时期对今本周易一书的法(即所谓的“易学”),作一结:
秦朝是把周易当作卜筮之书,而不禁止。
汉承秦发扬光大的是“八卦”卜筮,而发展出象数占验易学。
虽然汉把周易与易传做为易经,列为五经之首,同理是把周易看成即筮即理的双重性质。这种亦筮亦理的看待周易是源于系辞传,自此影响了二千多年无论是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还是象数筮术周易,都认为“象数”与周易不可分割。
而王弼继承开拓“忘象得意”释周易方法,在帝制时代里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是难能可贵的。但无法也不可能彻底抛弃“象数”解释周易,因王弼所研究的周易,是个算卦格式的周易。唐朝重视王弼注易成果,收王弼注于周易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首,长期立于学官。确实王弼开拓“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释解周易的方法,开唐朝象数义理释周易的新风。但周易正义并没继承王弼不注系辞、卦、杂卦、序卦的凡“卦”易传。王弼用意十分明确是想排除其“卦”,即与周易义理不合的法。而周易正义却把易传里的系辞、卦等编入一并疏解,自然把周易又变成双重性质,即理即筮的性质。
如周易正义卷七里言:“疏,正义曰,一地二,至谓之神蹿十章也。前章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尚其占。此章明卜筮蓍龟所用,能通神知也。”
所以到北宋虽有程颐言易,是遵循了王弼的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被后人认为是纯义理派,实是谬认。程颐已然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并且认为周易影占”。程氏易传序里明确无误的认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
这程颐岂能归为纯义理派么?不但“易学”史里没有纯义理派,皆是以象数解释周易的。程颐既称不上纯义理派,而且还把周易恢复到系辞传所言那样,即筮即理的性质上。
在“易学”史上唯有王弼的象数释解周易的义理而不杂筮外,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里既是从象数解释周易,又是把周易作双重性质,只是在双重性质上,孰重孰轻而已。
到南宋朱熹,终于站出来周易是卜筮之书,着周易本义,从占筮的角度去讲周易,并无赌增加出筮理与筮法。可朱熹已然不忘从认为的占筮周易里以“象数”占法阐释周易文辞,却阐发出不伦不类封建的道德义理来。朱子之学成为明清思想界上的垄断地位,中国从此向无边的黑暗深处滑去。
明、清的“易学”终于与占筮紧密结合,以周易之名而讲占筮之用的内容方法出现,周易的义理彻底被巫术思想笼罩。
而整个后封建时代里,再没有像易传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理性认识的声音了,而是假托孔圣饶话,把周易当作占筮之功能,系辞传统领了整个后封建二千多年的“易学”界,整个后封建时期的二千多年里学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解释上,我们用王阳明那句“经典”话,做为总结语——“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
王阳明的法,可以做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总概括,最为恰当了。
总之,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思维是巫术的思维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卜筮”是通神启,“理”一样是讲道,理。所以后封建时期里两者本身就是一回事,后封建社会里的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无非也是从道、阴阳上周易)。这正是帝王时代里的世界观与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