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诗人与讲故事的大师

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诗人与讲故事的大师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家，以小说创作为其主要成就。而小说源自中国传统的传记体裁，本是用来讲故事的。如果不用现代职业术语去框定他，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漫游于天地间寻其所“自”、善讲故事的诗人（）。

一、“叙事的抒情”

很多人把沈从文称作“水边的抒情诗人”，这当然没有错。而作家借以“抒情”的方式，则是叙事的小说。这些故事，不以情节取胜，而以有情见长。或者说，他的故事，写得像诗。

传统中国式的抒情，从来不是孤立个体的自我挖空、无病呻吟。抒情亦即抒怀，是人处天地间的同声同气。人心点染了山水，便“欸乃一声山水绿”，于是万物有情，春花秋月皆可兴寄。天覆地载，四时运行，人处其间，并不孤独。

古人云“诗人感物，连类不穷”，而任何“感物”都在“引譬连类”、“喻意象形”，是对时间尘埃、生活琐屑怀有一颗善感的心，留连于此岸无常世界。耽也好，迷也罢，诗人是深深流连于生活本身的。而好的故事，其境界应包容一个天地的存在，是呼出一口气，整个世界便腾空而出、活灵活现。原来诗人所言说的故事，是生活本身，而诗人将感慨兴寄其间。

至于沈从文，他更是将文学视为人生教育。或者说，他依凭小说创作，将人事的体感糅进对天地的吟咏中，已达到人生的诗化。关于自己的身世，他在《从文自传》篇首写到：

拿起我这枝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

生活首先是体验，是经受，而文学显现生活，在直观凝想之后发觉了“美”与“真”。且听一个说书人，将光阴抖落的吉光片羽娓娓道来。正因文学作为人生教育，在沈从文那里，文学便是要表达完整的人生，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从文的故事，是对人事的描状，对天地的抒情。借叙事表达抒情，犹如拿现实这块佐料，来酿诗情的酒，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现实借了抒情，便成了出传奇。

这就是叙事的力量。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二、故事的两类模式：《边城》与《长河》

1. 地域与时间

沈从文的地理意识很强，他用两个空间上的地名，作为他两篇小说的名字：《边城》与《长河》。或者我们不用“地理”这一学科化的词语，他所不能忘怀的，实则是生养他的家乡土地。如果说“天”意味着不可妄断的宿命，“地”却是包容生命的归属所在。人把敬畏留给上苍，却对大地母亲怀着深沉的爱。而整片土地所承载的，是乡间风俗，是世代更迭生生不息的人事。

沿着“边城”和“长河”的来路，读者感受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时间体验。而时间，从来都是伴随着“故事”一并带出的。时间有待被激活、被注入生气。对“生生”之前鸿荒的追问，只是无解；只有在作家从开天辟地讲起，告诉你这个世界存在（“有”）的时候，时间开始了。

而“边城”与“长河”两种不同的地理形态，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时间模式：前一个世界是一座偏僻的“城”，依山傍水，既非封闭自守的“围城”，又有小溪穿流其间，尚温存着诗意的梦，时间在此姑且被悬置，以保留梦的完满象征（“地方不出坏人只出好人”）；而后者是在码头发生的故事，货物与人事在那条“河”上沉沉浮浮，船只熙熙攘攘往来其间，同这条河水一样历经曲折而流转不息，所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更何况其故事背景正处于时代的断层，我们在此体验到的是逝者如斯的历史。

《边城》与《长河》各自的时间观，带来的是“常”与“变”的两相对照。《边城》展开的是一个“常”的世界。而那个“常”所投射的，恰是岁月流转下的人事变更，是人处天地间的生死枯荣，然而世世代代绵延千年，依旧生生不息。

《长河》却经历着“变”，而且是时代的“大变”，是对那个“常”的颠覆。而小说却在“变”方兴未兴之际戛然而止，作家仍旧留恋于对“常”的描摹，亦即乡土历世流传、亘古不变的风俗，搁笔于社戏的“照旧”上演。

2. 《边城》：天地的“常”

《边城》的故事，表面上交待了摆渡老人和翠翠同顺顺一家纷繁的人事关系，实则所要言说的，是有关时间的谜与结，是“人事的不得安排处”，以及时隐时现、并最终决定故事走向的“天”。整个故事最揪人心的，是翠翠和她母亲之间宿命的勾连，以及翠翠与老人的相伴相依——而开启宿命的契机，是翠翠母亲身世的反复诉说重现，老人的不祥而无奈的预感，还有翠翠对失去爷爷的担心。这些都是关于“天”的无可奈何的事。

《边城》全篇贯穿了老人对“天”的领受，收尾于翠翠的梦醒。读完这篇不长的故事，也就走过了一段宿命的开启、推进、实现，以及当事人最终的了悟。

我读《边城》的感觉是，天地始终处于前景，她包容着人间悲喜，她渗透于人事之中。而其中流淌的时间，便是自然物事本身——是沿途可寻到的山城小溪，是毁而复起的白塔，是经年供人摆渡的小船，是大水冲去屋宅后，人的伫立呆望。时间中，翠翠和她母亲的命分契合相遇；时间中，老船夫体念出人事的无可安排处，却一遍又一遍执拗地编着编不完的草鞋耳子。

什么叫“天”？在沈从文笔下，没有这样的“天问”，而首先是经受。其间充满无法挽救的不幸，无可奈何的悲伤，也有对生命勇敢的承担。

3. 《长河》：人事的“变”

在《长河》中，人事的紧张关系，冲淡了自然抒情的一面；或者说，“现代”的到来，妄图霸占原先自然的位置。

在沈从文的笔下，“长河”是“历史”的隐喻。“历史是一条河”，《长河》之名不仅具有地域色彩，还是时间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绵延变更。作者在创作时，或许首先感受到的，正是时代滔滔洪流的来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变天”的时候。小说注入了一个确切的历史坐标：抗战前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开战的阴霾征兆笼罩着整个故事。

原先始终被安排在前景的风景美和人情美，在《长河》中，却时时被人事的强势所遮蔽而隐退其后。“大时代”的意识形态、“新生活”运动、迫近的战争形势、保安队长的蛮横虚伪，以及他与滕长顺一家的波折纠纷——“现代”闯进乡村，带来“无边的恐怖”：消失的是“正直朴素人情美”，却滋长了“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这些现实的堕落处，是诗人所痛恶而无力扭转的；对于抽象古怪的“现代”，他始终困惑而不解；只因他是沈从文，他从头至尾就是那个“乡下人”，相信“天”，相信经验和“迷信”，相信自己所扎根的土地，最重要的是，他是在踏实而认真地生活，信其所信，己然而然。

《长河》最终没有写完。其间隐现的那个“未来”，作家写不出来。这个“未来”，已然不是他的。她跟着沈老的后半生一起，在大时代中沉默了。作家在《长河》校对完后的文字中写到：“这热忱与虔敬态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它，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然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

后半生的沈从文，“遗老”气息是很浓重的。时代洪流在“现代”萌发处迅速地转向，裹挟涤荡着古旧的传统，向前奔流不止，教人猝不及防。于是沈从文所要极力保存的“常”，终成了他一厢情愿的执著——所谓“常”，也是“信”。而“信”是要守、要定的，容不得随意更改，有如生命可以抛弃，却不可转移。于是，诗人的脚步跟不上时代，那个沿着自传的来路所找回的“自我”，在人事沿革与历史转变中，呼告无应，无处安放。

这是沈从文的悲哀，也正是他的骄傲——骄傲地对这个世界说，即使什么都变了，我尚有我的“信”，我的“常”，我的“自”。

三、沈从文故事中的世界

虽然《边城》和《长河》两部小说给人带来不尽相同的感受，但却有一个最大的共性，或者说，是沈从文文学之所以重要的关键：亦即人事所依托的自然乡土背景银杏树载那里最好风水，而作家将其称为“气运”、“风水”。以大地为归宿，由此铺展开的是风土人情，是经古流传的传说，是有根有自的“迷信”。在两篇小说中，作家对此均着力甚著，以至在主角亮相前，先点染出包容万象的宏大天地。

在《边城》中，是先有了山水，有了“茶峒”小山城，有了小溪，有了白塔，才有了老人、翠翠和黄狗，而人处天地间，自有了他渺小而安分的位置。同样，在叙述翠翠与顺顺家大老二老的因缘之前，沈从文也不忘先把当地风俗细细讲来，尤其是端午节的热闹与欢悦。而正如前文所赘述，整部《边城》要呈现的，正是自然这首“纯粹的诗”。

《长河》开头采用了相同笔法。小说第一、二节的标题分别是“人与地”、“秋（动中有静）”，将吕家坪的变动世事放置于更广阔的天地四时之中，然后才言及橘子园主人和老水手的身世，情节加快推进。而在之后的行文脉络中，仍不时有对远景的凝望和自然活物的描状，来冲淡人事的对立紧张，也不失为一种抚慰与调适。而贯穿全文的家乡话，更加重了《长河》的地域标记，也就是老师在课上讲的“交心一定得用方言”。

天地存在于人事之前，人事依托于天地之中。而生命与自然最亲密的交接，只能从生命的来处，故乡风情中寻根。这造就了沈从文小说式的抒情银杏树载那里最好风水，是以他的文学世界更开阔，要大于人的世界。

另一方面，沈从文故事中的世界，展现的对象是天地间的芸芸众生，而非与凡俗疏离隔阂的君子大人。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自己将《边城》与《长河》说成是“平常故事”，作家所关心的，始终是平凡、鲜活而有力的生命。而人间的故事之所以平常，是因为与天地永在相比，人生于世只是刹那芳华，所谓“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但这般渺小与平常，并不妨碍生命的伟大。

然而，沈从文同时将生命体验置入《边城》的诗境、梦境，以及《长河》的历史情境中，借着诗人的抒情与诗性，足以将现实酿成春醪，化寻常为传奇，而不失人性原来的真性情。这些故事，有如诗人饱尝世事酸辛后，用心血凝成的珠玉，是“虽凝珠圆，仍含泪热；已成珍饰，尚带酸幸”。把传奇注入平常生活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诗人与讲故事的大师，而人间世事本是出传奇。

这里似乎存在“真”与“美”的抵牾。若是“平常故事”，应使人感到亲近而真切；而若要企及抒情的艺术境界，那么定有梦的成分，从而幻化成美的传奇。沈从文在《七色魇集·水云》的末尾写到：

一切都沉默了，远处有风吹掠树枝声音轻而柔，仿佛有所询问：“你写的可是真事情？”

我答非所问：“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沈从文眼前所展现的世界，首先是灵动而捉摸不透的变幻更迭。其感受尤如音乐，如汩汩清泉一刻不止，流淌不息。如果人事的“真”只是变，又何必去追寻一个确解？在这里，梦与真的界限开始模糊，“人生如梦”的偈子难以参透，有如一个无解的结。

而在沈从文那里，他温存着一个好梦，即便在最黑暗的精神失常期间，尚有做梦的凭依与解脱。当沈从文在绝境中唤着“翠翠”名字的时候，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生命与诗、与梦交织叠合在一起，不可分离。诗人已默许了梦与美的存在，只因他相信，并化作他生命的一部分。

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灼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我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

这一把细碎星子，这些极好的故事，以及其间偌大的文学世界，便是“希望的种子”。所以即便在人生低谷，沈从文在踽踽独行中，尚能看见“天边一星子，极感动。”

而《边城》这个被悬置的美好故事，尚透露着一丝微弱的、怀着希望的现世允诺：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四、讲故事人的姿态

《从文自传》中，作家说自己“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恰恰是讲故事人的姿态：在生命的某一时段，他孤独地从原先他所归属的人群中走出，凝神远眺着芸芸众生，却对这个有情世界怀着深沉的爱，直至吟诵方休。

沈从文最拿手、写得最好的地方，往往自己从前景隐退至幕后，化身为看客。这是作家沈从文的习惯姿势，如《从文自传》里的看风景、看闹市、看杀人；《湘行散记》里没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的“看”。因为将人生看成远景，是以能跳出人事的樊笼，企及至全新的境界，从而与自然为伴，静观天地运化。

在《边城》和《长河》两部小说中，作家并不以“我”的身份发言，没有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他只是在讲故事（而作者的身份的是传统传记文学的第三人称旁白/叙述者），力图全面地呈现出一个世界，之后才将自己的身世感触编织渗透于自然情境中。

而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是凝神远望，是以在沈从文的笔下，包括“我”在内的“人”，是疏阔天地间的一粒芥子。有了天人之间的“通气”，才见得人之渺小与生命之伟大，从而生悲悯心，境界也就开阔了。试看沈从文在《湘行书简》的随手素描，多画的是静物或山水，而少有人影，即使有，也是零星的小点；但这样不经意的简单勾勒，反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流淌涌动，犹如“此间有人，呼之欲出”。而天地就处于素描中的大量留白中，人不曾占据，只能观赏，只能凝眸。

沈从文的故事，便是人与境的写意画。

当然，诗人的静态旁观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诗人与讲故事的大师，并不意味着“圣人无情”，与世事无涉无挂碍。恰恰相反，文人的心是敏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着周遭的人事，归属于有情众生；而正因为众生有情，才会有无常、悲欢、生死。作家的“澄怀观道”，首先便是目送一去不复返的光阴，对流转不穷的世事有所感怀。世事的永恒状态，恰恰是一刻不止的运化；永远不变的，只有“变”本身；而诗人却在“变”中发现了“常”银杏树载那里最好风水，把“动”化为“静”。在天地面前，他将人事的无可奈何，转换成对“天”和“命”的领会，并由此发现了心的恒常：流转变更的是这个世界，心却极静，她只是接受，只是包容，一切“动”在处静的心中安放妥贴——这便是寄寓。人寄寓于天地，而时世寄寓于人心。

秋成熟一切。大河边触目所见，尽是一年来阳光雨露之力，影响到万汇百物时用各种式样形成的象征。野花多用比春天更美丽眩目的颜色，点缀地面各处。沿河的高大白杨银杏树，无不为自然装点以动人的色彩，到处是鲜艳与饱满。然而在如此景物明朗和人事欢乐笑语中，却似乎蕴蓄了一点儿凄凉。到处都仿佛又生命在动，一切说来实在又太静了。过去一千年来的秋季，也许和这一次差不多完全相同，从这点“静”中即见出寂寞和凄凉。

在对时间“动”与“静”的领悟中，这个讲故事的人，应是对生生世界倍加留恋，同时又沉痛得真切的吧。因为欢悦从来与悲伤被生命一道带出。

五、人生百年长勤

最后，仍忍不住对沈从文的创作原由赘言几句。上文已经提及，作家将文学视作人生教育，是以将文学作为事业，因为他深信文学的力量。

而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更进一步，说自己的故事是写给“有理性的人”、“复兴民族大业的人”看的，这不是自顾自的说大话，而是有一股热忱与虔敬充盈其间。当然，沈从文笔下的“理性的人”不太符合当下意义的“逻辑动物”，他的“理性”，实则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有为，而“人生百年长勤”也是沈从文笔下常用的字眼，这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生命力源泉：

“伯伯，你说得好，我也是那么想。地方不出坏人出好人，如伯伯那么样子，人虽老了，还硬朗得同棵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的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又大方，难得的咧。”

“我是老骨头了，还说什么。日头，雨水，走长路，挑分量沉重的担子，大吃大喝，挨饿受寒，自己分上的都拿过了，不久就会躺到这冰冷土地上喂蛆吃的。这世界有的是你们小伙子分上的一切，应当好好的干，日头不辜负你们，你们也莫辜负日头！”

“伯伯，看你那么勤快，我们年青人不敢辜负日头。”（《边城》）

而人生长勤的背后，是世代繁衍的生生不息，是对生命勇敢的承担：

“怕什么？一切要来得都得来，不必怕！”（《边城》）

“好风水，龙脉走了！要来得你尽管来，我姓滕的什么都不怕！”（《长河》）

在此足以见沈从文笔力的雄健及其文字的分量。而故事中的诗与真，本就是生命的化身，并不因为是梦而轻浮，也不因其平常而失去力度。故事凝聚着作者深沉的爱，展现的诗真善美于现世的存在，好生发一颗颗向上的心，使人明了这个世界值得人去爱、去留恋，同时也是给寂寞的前行者以希望与慰藉。

这就是前文所谓“希望的种子”，因为种下这一因缘，方可催生信念，好让心有个安放处，而人才好动手干起实事来。

行文至此，我不能说自己有多理解沈从文这位作家，但我喜欢沈从文的故事，以及作为故事本身的沈从文。

一个好的故事，读来仿佛一种青春永葆的永恒：故事似乎能追溯到时间的源头，在生命孕育之初她就存在，有如那鸿蒙初开的邈远古音；但每当她重新被阅读，其间生气又鲜活如发生在当下，也就是艺术的重生：即便有数千年遥遥光阴的暌隔，即便是天各一方的分离，透过艺术，彼时彼地的不同生命，却仿佛互相沟通流注，心有所契，艺术的神奇就在于此了。

沈从文的故事，就这样一遍遍地被流传诉说着，她在场，她真实。即便人灭忆灭，故事本身却永远“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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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上张新颖老师的《沈从文精读》，这篇文章是期末的零星感想，写得时候还是很用心的。今天无故又翻出来读了一遍，文风一如既往地做作啊……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所以就放在这里玩玩~